我们祭奠逝者、渴望被后人记住。可百年后无人记得你，人生的价值会因此消失吗？“被记住”是意义，还是自我安慰？

主持人

先介绍今天桌上的几位： 傅柯远——他是权力知识理论奠基者，擅解话语权力关系； 韦德远——他擅长结构性分析与制度批判； 周桂英——替无名女人说话的讲述者。 我们总在想死后还能留下点什么，其实是怕自己这一辈子的喜怒哀乐到头来一场空，得靠后人的念想来证明自己没白活。 周桂英，如果明知道百年后根本没人会提起你，你现在过日子的劲头会打折扣吗？

周桂英（杨本芬）

不会打折扣，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。我跟你讲个人。我母亲那一辈子，经了战乱、饥荒，年轻时带我们几个孩子四处逃难，饿得没办法的时候，一口苞谷糊糊都要省下来匀给我们。她那时候哪里想过什么几百年后有没有人念着她？她就想着天亮了锅里能不能揭开盖、孩子今天能不能不挨饿。族谱上连她们的名字都写不全，就记个某某氏。可她当年在灶台边受过的烫、夜里缝补衣裳熬红的眼，还有给孩子的那份心，全是一针一线实打实过下来的。人活一辈子，疼过、爱过、把该尽的本分尽到了，这日子就算数了，不用等百年后哪个外人来盖个章。

傅柯远（米歇尔·福柯）

“被记住”从来不是什么纯粹的情感，它是一整套筛选机制。你去看那些宗祠里的牌位、族谱，或者公墓里立得规整的石碑。谁的名字能写在正中间？谁只能被缩写成一个“氏”？甚至谁连进祠堂的资格都没有、只能扔在乱葬岗？这根本是一套权力技术。它先定下一套标准——要顺从、要符合某种身份、要扮演好规训给你的角色，你才配被刻在石头上。为了死后那点虚妄的留名，人活着的时候就得先交出自己的解释权，按照别人的模子去过。真要追求自由，第一步就得先把“渴望被记住”这根绳子给剪了。

韦德远（马克斯·韦伯）

人想留下痕迹，是为了对抗那种彻底的无意义感。你要把“渴望被记住”全说成权力的绳子，那就漏掉了行动者最根本的动机。比如加尔文派的信徒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死后能不能得救，内心极度恐慌；他们拼命去劳作、去积累、去建立一套严丝合缝的世俗秩序，是要把自己嵌进一个超越肉身的目标里，以此证明自己不是随风而散的尘土。人如果只看眼前的温饱，或者干脆把一切留名的冲动都解构掉，人就会退回单纯的动物状态。我们需要一套召唤，不管是立言、立功，还是哪怕留下一座修得规整的房子。追求被记住，恰恰是人在面对虚无时，抢夺自由、确立自我位置的第一步。

周桂英（杨本芬）

你们把话都说得太大了。照你这么讲，普通老百姓只顾着一家老小的温饱，就成了动物？那些在厨房里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的女人，没立过功也没修过大房子，她们难道就没有心、不懂得做人的滋味吗？我六十岁在厨房的四方凳上拿起笔，不是为了给自己争个什么名分，更不是想去抢个位置。我就是意识到，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，像我母亲那样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，就会像水落进水里一样，很快就被抹得干干净净。人活着不是为了去够那些大词，可人受过的罪、流过的汗，得有人晓得疼过。这不叫对抗虚无，这就是做人的良心。

傅柯远（米歇尔·福柯）

加尔文信徒拼命劳作，恰恰是最典型的自我规训——把一套外在教条当成了自己的救赎，连睡觉都要算计有没有合乎规范。至于你坐在四方凳上写字，这动作本身很好。但得看清楚，那些受过的罪之所以像水落进水里，是因为过去的档案、医学记录和历史书，只负责给所谓的“正常人”和胜利者建档，把其余的人直接划成沉默的背景。记录痛苦是夺回说话的权利。但如果记录的最终目的，又是为了被某套主流标准认可、被收录进新的大词里，那不过是从一个笼子换到了另一个笼子。自由，是哪怕彻底烂在泥里，也不用向任何一套评判体系交账。